昨日，在一场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(经社部)组织的会议上，弗拉基米尔·波波夫博士(Vladimir Popov)指出，“如果中国经济能继续成功奋起直追，且得以持续的话，这将是世界经济的转机。并不仅仅因为该国经济规模之大，也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，大规模的，以原创性的，非西方式的经济模式取得成功经济发展。”本次发展政策研讨会题为“为何西方比中国先富起来，为何中国自1949年来一直在赶超西方”，由发展政策分析司组织，并由该司司长若博·沃斯（Rob Vos）主持召开。会议就“大分岔”及“大融合”相关话题展开了非技术性的解释。波波夫博士首先回顾了文献中已有的解释，其后给出了独特的说法。他认为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马尔萨斯陷阱，废除了原有制度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，甚至导致预期寿命的下降，但同时，这也为收入再分配创造了条件。由于这种建立在消费下降基础上，青睐储蓄与投资者的收入再分配，经济增长得以增速。当这种模式被强加于某些发展中国家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，拉美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国时，相应就会导致传统制度被破坏，收入不平等加剧，同时由于国家机器弱化，这都一并恶化了经济追赶的起点基础。其他发展中国家（东亚、非洲南部、中东以及北非国家），这些国家受殖民制度影响较小，并在20世纪末尝试保留传统制度。他们发现他们在追求现代经济增长时有较好的起点。由于制度变化的缓慢进程，这些国家找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条出路。收入增长了，GDP中投资的份额也就增长了，同时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未加剧，预期寿命也未见下降，国家机构的质量也没有下滑。为何经济自由化在中欧（自1980年代后期始）大获成功，在其他地区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（SSA），拉丁美洲（LA）及前苏联加盟国（FSU）却惨淡收场？根据波波夫博士给出的解释，问题在于，在中欧长期以来缺乏经济自由化，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，缺的则是国家能力，而不是市场自由化。为什么在中国（自1979年以来）和中欧，自由化得以成功而在前苏联加盟国恰恰相反？答案是，因为在前苏联加盟国，经济自由化是以国家能力为代价的，而这恰是过去苏维埃时期留下的宝贵遗产。不同的是，在中欧，国家能力本质上并未在转型中受到损害，在中国更是如此。中国从未真正背离过集权体制，正是这种体制维系了低收入，使财富分配不均水平长期较低。1840年代到1949年，中国曾有一段短暂的西方化尝试，但就此流产。另一方面，别的移植了西方体制的国家，无论自愿或被迫（殖民主义），同时移植了西方式的马尔萨斯陷阱解决方案，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激化，以及制度能力显而易见的缺乏。波波夫博士最后总结道：“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，那么下一个成功赶上来的地区，可能是位于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，比如土耳其，伊朗，埃及等，还有南亚（印度），而拉丁美洲国家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，还有俄罗斯，或仍将继续落后。”